壹

一九七九年，蘇其康老師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畢業，在美國做了幾年事，幾經思慮後決定回返亞洲。一九八三年他到高雄的國立中山大學教書；中山外文系那時剛創辦沒幾年，師生人員少，但朝氣十足。我記得大四那年畢業旅行，從臺北一路南下，到高雄參訪時中山大學外文系也是其中一站。不過那時沒看到蘇老師。後來我師大畢業返馬，隔年春天復來臺考研究所，放榜後猶疑不決要留在臺北，還是南下港都。彼時中山外文所剛成立一年，師資陣容有余光中、孫述宇、鍾玲、蘇其康、李永平、王家聲，港味（僑味）甚濃，正合我意，於是決定放棄臺北城到南方邊城攻讀英美文學。

我念大學時臺灣人文學界比較文學研究盛行，相關研討會、課程、書刊甚多，各校外文系爭辦比較文學會議，會上經常看到朱立民、朱炎、顏元叔、張漢良等比較文學鼓吹者的身影，《中外文學》與《淡江評論》也刊出不少重要的比較文學論文，留美歸國的外文系文學老師幾乎都是比較文學博士；那些年簡直是比較文學在臺灣的小盛唐。我還沒來臺前買過一本時報出版的《中西比較文學論集》，鄭樹森、袁鶴翔、周英雄合編，裏頭有篇〈《西遊記》韻文部份的修辭用法〉，讀後頗感受用，覺得做學問應該做到像那篇論文的作者那樣淵博；那位作者即蘇其康老師，那時他還是博士候選人。後來忘了在甚麼地方翻閱過他的一本少作《中國文學新詮》(1971)，可能是在師大圖書館。

不過，那不是我第一次讀蘇其康老師的文章。上個世紀七○年代我是《南北極》月刊的讀者，有時也投稿給這份香港刊物，有一回讀到一篇題為〈西雅圖的冬天〉的散文，作者署名「蘇其康」，頗有印象。差不多同一個時期，一九七六、七七年間，蘇老師也在香港的《詩風》發表詩作〈感辭〉、〈飄雪日〉、〈悟境〉、〈短歌行〉等，詩風頗有古意。（我在「香港文學資料庫」檢閱這幾首詩時，也在那時期的《詩風》看到自己當時發表的一首組詩，但寫詩的情景竟毫無記憶了）。

有一回蘇老師說他中學時也曾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原來蘇老師當年也是文藝青年。這份香港刊物的星馬版《學生周報》後來改版為《學報半月刊》，我來臺念大學前就在《學報》當編輯，說起來我們都是「周報之友」（馬來西亞叫「學友」）。其實蘇老師念臺大時曾經加入「海洋詩社」，所以他有詩在《詩風》刊出並不稀奇，只是好奇他為何沒加入「星座詩社」，可能星座是後來的事了。

中山外文所碩一的「研究方法與書目學」是必修課，任課教師即蘇老師。老師每週派作業，要學生去圖書館檢索資料翻書找答案，頗費時費力，同學頗以為苦。課排在星期五上午，下課後匆匆用過午餐，我們班同學就聚集舊時文學院四樓圖書館搬期刊查書本，一時翻書聲抄卡聲聲聲入耳，當然也不乏抱怨聲，往往到圖書館關門作業還做不完，只好週末再來奮戰。回想起來，那些苦差其實是相當紮實的訓練，不過現在這門課這樣教的話學生大概第一週就退選。我的期末報告題目是〈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圖書館所見莎士比亞研究書目彙編〉，在還沒有電腦文書處理的年代，英文文件是在打字機「打」出來的，我的報告打了近一百頁，工程不可謂不浩大。後來我繼續修了蘇老師的開設的「喬叟」、「中古英國傳奇」、「莎士比亞」等課，以及孫述宇老師開設的「古英文」與「英語史」，打下研究中古時期英國文學的基礎，後來碩士論文以《農夫皮爾斯》(Piers Plowman)為研究對象，就請蘇老師當指導教授。

我碩士班快畢業時，蘇老師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做中亞民族的研究，我擔任他的研究助理，他叫我把《天方夜譚》爬梳一遍，做讀書札記，定時跟他報告心得，後來余慧珠、徐惠卿、郭如蘋等學妹當他的研究助理，也差不多是做這樣的工作。那是跟蘇老師學做研究的開始，等到我開始在系上教書，也要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了，蘇老師叫我看他的計畫書，瞭解申請書要怎麼寫。此外，他拿了一篇英文論文，叫我譯成中文投給《中外文學》。當時主編是廖朝陽。剛入行時，適逢哥倫布「發現」新世界五百週年，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辦研討會，蘇老師要我跟他一道去東京發表，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參加研討會。蘇老師給我的訓練相當完整：讀書、研究、翻譯、國際發表，這些經歷對我後來在學界謀生頗有助益。

上面所述，固然是對蘇老師教學與帶學生的印象，但也透露了他的幾個學術研究關懷面向：比較文學、歐亞文學關係、中古英國文學、文藝復興、莎士比亞、翻譯。茲分述如下：

蘇其康老師的比較文學論述主要處理的是中西文類、敘事結構的問題。〈《西遊記》韻文部份的修辭用法〉已顯示他對中西文學的嫻熟，既對西方文論與修辭學瞭然於胸，對中國文學也下過功夫。他舉當時鮮少學者涉及的《西遊記》韻文部份為例，指出從構造作品與呈現作品的面向來看，中西文學實有其共通之處（即所謂「共同詩學」）。而吳承恩高明的修辭用法，也提升了通俗小說的地位。這個比較文學「起手式」顯示了當時還是博士生的蘇老師已具深厚的中西文學學養。事實上，彼時正是他對中西比較文學理論點深入思索的階段，早在一九七七年就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一文為中西比較把脈。一九七○年代正是「比較文學的懇拓在臺灣」的年代，借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學派」方興未艾，葉維廉也在那個年代提出「東西文學的模子論」，頗引起一番討論。蘇老師在「芻議」中提出「二不一正」的看法，為中西比較指點迷津。二不就是不能以漢學代替比較文學、不應只是套用西洋理論，一正則是正視中西比較的正面課題：採類比加上綜合原則分析作品，以彰顯其構造、美學、文體、文類理論向度。

蘇老師回到亞洲，任教中山大學外文系之後，繼續探索中西比較的課題，其中的一項成果為〈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內省」，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反思」。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名目、本質、與學科定位等問題，發人深省。論文發表的一九八○年代中葉，距離臺灣學界推動比較文學，也有十餘年了 （我們的學科建制史迄今尚無「臺灣比較文學史」的編纂；我自己通常從一九六七年張心滄教授由美來臺開設「諷刺文學」、演講比較文學那年算起），此文也算是一種檢討。檢討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彼時臺灣學界，尤其是外文學門，已走過新批評之後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與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早已登陸、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女性主義、多聲複調論、讀者反應、接受美學、現象學、詮釋學、解構論、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歐美新潮已在文學界波濤洶湧。職是，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推展，首先就談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的關係。蘇老師這幾篇比較文學論述中一再提及的魏力克、雷文、奧爾巴赫等人的名字早已為巴赫晉、費希、米勒、克麗絲蒂娃、詹明信、保羅．德曼、德希達、傅柯、拉岡等人所取代。因此，雖然蘇老師借夏志清的話，批評若干學者「過份熱衷西式的分析、迷信理論，不重視史實與藝術傳統對作品提撥作用」（1985:9)，自己也在他處指出「借用各家各派的理論之後，作品變成支離破碎的資料」(1986:46)乃國內批評的危機。他同時坦陳「目前的中西比較文學還是停留在做研究的階段，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成果可以大規模地推動中西比較文學的教學工作。⋯⋯現階段的中西比較文學的教材是零星的、散漫的，甚至還沒有一個系統的輪廓」(1985:17)。〈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發表於一九八五年，同年他也於《幼獅學誌》發表〈朝向中西比較文學的一些遠景〉，但是五年後，我考上臺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班時，「比較文學博士班」之名經已不存了，儘管張漢良老師的「比較文學方法論」還是博士班必修課。當然，在臺灣，後來有幾間學校先後設立比較文學博士班，但盛況不再也是事實。

蘇其康老師的博論分析唐人傳奇與中古英國傳奇的修辭技巧，當然是中西比較。返國後的這幾篇論述，或陸續發表的歐菲爾與〈白猿傳〉或唐詩與胡姬等比較研究論文，在在表示他對中西比較的關注與貢獻，但後來就漸漸遠離比較文學了，儘管他還經常出席比較文學年會 。他在〈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中提到：「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比較學者，該同時要做一個嚴謹的本國文學者，和精通所要處理的各種本國文學的語言」(1977-92-93)。這裏的「本國文學」即「國別文學」。傳統的比較文學家，如梵狄艮、基亞，多半會從國別文學、世界文學、（總體）文學、比較文學的分類談起。蘇老師早年多將national literature譯為「本國文學」，後來也譯為「國家文學」。他所治的「本國文學」即英國文學，尤其是中古時期英國文學，在研究、教學領域，他就是一位嚴謹的中古文學學者(medievalist)，專注中古英國傳奇與喬叟。在時間的面向，立足中古，往後可溯及古典，往前可跨入文藝復興時期，故後來他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研究著力甚多，也與學界同好一起創立「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而在空間上，則跨過英倫海峽，涉足歐洲中古文學。他自己在《歐洲傳奇文學風貌》序文也提到，「為了瞭解英國的傳奇，我便研讀法國的傳奇」(2005:xii)，因為傳奇發軔於法蘭西，不從歐陸文學著手，難免見樹不見林。故蘇老師書中不只涉及中古英國、法國傳奇，還有德國傳奇。

不過，即使是中古英國傳奇，蘇老師的興趣也不是純粹在英國傳奇文本，他也將裏頭的「西亞人物」納入研究視野。這當然跟他的博論處理唐人傳奇與中古英國故事有關。中古英國傳奇其實不乏這類「他者」。這方面蘇老師不僅探索歐洲文學文本裏頭的中東人物(Middle Easterner)，也爬梳《太平廣記》裏頭的西域人物。早在一九九○年，他就著有《歐亞文學關係：中國與英國故事裏的中東人物》(Euro-Asian Literary Relations: Middle Easterne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ales)了，中文相關研究成果則見諸他的《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一書。此外，他還編著了《西域史地釋名》來注釋馮承鈞的《西域地名》。研究歐亞文學關係屬跨領域研究，文學之外，還涉及語言、歷史、地理、人類學、民族學、人種、文化、宗教、政治、藝術，幾乎一網打盡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

對「西亞人物」與「西域」感興趣，蘇老師參閱馮著《西域地名》自是順理成章的事，然後進而為之注釋，以求更為完備，彰顯了他做學問的嚴謹精神。同樣的，他研究細讀中古英國傳奇，加上多年教學經驗，對歐洲傳奇彙編可以說瞭若指掌。經過這樣的教研歷程，於是讀而優則譯。換句話說，他多年的教研工作，可以說是「翻譯的準備」──因教研需要下功夫研讀，譯起來事半功倍。蘇老師教英國中古傳奇，主要教本採用的是溫那佛（Eugène Vinaver編馬羅里著《亞瑟王之死》，他申請科技部二○○九年的經典譯注翻譯計畫，也是採用溫那佛與菲德(P.J.C. Field) 合編的此書第三版，費時五年之久，加上導讀與譯注，對相關版本與文獻的闡述與亞瑟王圓桌武士典故的補註鉅細靡遺，全書厚達一千兩百多頁，中譯本於二○一六年底出版，從翻譯到出版，差不多已是八年抗戰的時間，堪稱豐功偉業。沒有蘇老師淵博的學識與驚人的毅力，這本書不可能面世。蘇老師既然涉足譯事，對翻譯自有一番心得。他受到奈達的「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論及企鵝古典經典翻譯系的啓發，得出「譯事求精、求準、求確」的通則，並提出翻譯的五種做法：譯文與原文的構詞和語序相符、 語意力求吻合、注意語詞情景功能等值、 語調要精確、 脈絡要補正(蘇其康2019)。他認為處理古典作品「精確」尤需下功夫。

三十三年前，我從臺北南下到國立中山大學報到，進入外文所上蘇老師的課時，中古英國文學在臺灣學界是冷門的領域，專家學者不多，感興趣學生少，更不要說中古文學作品的中文翻譯了。三十多年來，蘇老師個人在這領域勤行精進，無私地投入推動相關研究，也是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成立的推手；如今儘管臺灣的英國中古文學研究陣容談不上浩大，但各校都有這方面的中生代學者坐鎮，學會也經常舉辦國際或國內的學術研討會；有此局面，蘇老師可謂功不可沒。更何況蘇老師退而不休，仍繼續奉獻學術。《亞瑟王之死》出版迄今不過三年，今年年底他又申請了科技部的經典譯注計畫，準備花三到五年的時間，把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譯出，為臺灣的英國中古文學翻譯文庫累積資產。

貳

收入《俠義行：跨界與傳承——蘇其康教授榮退文集》這本榮退文集中的論文大體上反應了蘇其康老師的學術領域。全書未分輯，但論文按照學界慣例依時代排序，故由劉雪珍與吳靖遠的論文打頭陣，單德興與李有成的宏文壓軸。前者古典，後者當代，而且涉及臺灣文學，更與「此時此地」相關。劉雪珍的〈再探《奧菲斯與尤莉狄希》故事：閱讀維吉爾《農事詩》四卷464-527行〉分析維吉爾如何在詩中敘述「奧菲斯與尤莉狄希」的故事。論文兵分兩路，一方面分析詩篇的句法與修辭技巧，指出詩人善用「倒置」(hyperbaton)與「破句」(enjambment) 的手法來彰顯其詩藝。其次是聚焦詩篇的敘事結構，認為詩人將奧菲斯與尤莉狄希的故事濃縮，頗收強化其中悲情之效，而其懸宕技巧也有助於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維吉爾為拉丁詩人，其詩藝之超群絕倫，拉丁文既嚴謹又自由、變化多端的特色居功至偉。因此劉雪珍認為，史坦達爾(Stendhal)對奧維德的評語（「為了研讀奧維德，學習拉丁文是值得的」）「絕對適用於維吉爾」。誠然。這裏我們不妨改寫一下史坦達爾，名正言順地說：為了研讀味吉爾，學習拉丁文是值得的。

吳靖遠是西洋古典學、中古文學這個領域的後起之秀，用功甚勤。他的〈憐憫之心：陸克瑞提烏的社會發展論〉一文聚焦陸克瑞提烏(Titus Lucretius Carus)的《物性論》（De rerum natura），探討其第五書（第1011至1027行）裏頭對婚姻與生兒育女的看法。「陸克瑞提烏」通譯「盧克萊修」，古羅馬詩人、哲學家，《物性論》以詩歌體例闡述伊比鳩魯哲學，獻給貴族詩人梅米烏斯(Gaius Memmius)。論文比較陸克瑞提烏《物性論》第五書與伊比鳩魯的《論自然》(On Nature)〔伊著散佚，僅殘存於他人文本內〕，認為兩人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看法其實頗有出入，儘管陸克瑞提烏屬於伊比鳩魯學派。依陸克瑞提烏的看法，家庭是人類社會演進過程的產物，更是社會發脹的磐石，也是男性憐憫之心的源頭，值得肯定。這顯然有別於伊比鳩魯學派對婚姻的保守態度。

劉雅詩的〈亞瑟之桌：論雷亞孟《布魯特》裏的饗宴〉指出英國詩人雷亞孟(Layamon)以中古英文敘述亞瑟王及其圓桌武士故事的《布魯特》(Brut, or Hystroria Brutonum) 旨在「為英格蘭創作一首讚美詩」。雷亞孟改編的亞瑟王傳奇故事增添了許多奇幻色彩。蒙茅斯的傑佛瑞(Geoffrey of Monmouth)的《不列顛君王史》裏頭並沒有圓桌，諾曼地詩人華斯(Wace) 改寫的《布魯特傳奇》(La Roman de Brut)的裏頭才初見圓桌，那是一張讓眾武士平起平坐的大桌子。雷亞孟卻用了兩次宴席來描述圓桌的誕生，首次宴席沒有圓桌，眾武士爭鋒相對，以致亞瑟王大發雷霆，後來才有奇人木匠製作了那張巧妙的圓桌——既可供一千六百人宴席，又是方便攜帶的裝置。劉雅詩認為「兩次筵席裏都有『不尋常』且令人『驚異』之處」，顯然雷亞孟將奇幻元素擺在歷史敘事，讓「饗宴」成為歷史與奇幻的疆界或交界。這樣的奇幻元素也為梅林的預言鋪路，未來的希望可能成真：「有個亞瑟會回來拯救盎格魯人」。

郭如蘋的〈美少女艾蓮恩之迷情與殉情：怨乎？願乎？ 〉探討中古傳奇裏頭阿斯科辣之美少女(Fair Maid of Astolat)迷戀第一武士藍撒洛爵士，最終殉情的愛情故事。作者比較了《古法文通俗本》、馬羅里的〈阿斯科辣之美少女〉與丁尼生的〈藍斯洛與伊蓮〉這三個涉及美少女故事的主要版本， 並旁及義大利文的斯科辣少女故事，《韻文詩亞瑟王之死》與丁尼生兩個《夏洛特之女》版本中少女與藍撒洛互動的敘事，描述歷代作家筆下美少女的個性、遭遇與成長，並彰顯美少女故事的宗教哲理的主題與美德。指出從馬羅里到丁尼生，美少女可以說體現了基督徒四德行中的睿智(prudence)、節制(temperance)與剛毅(fortitude)。丁尼生更是結合人文精神與宗教美德，讓中古傳奇在十九世紀文學再現光華。郭如蘋為蘇其康老師高足，此文爬梳中古傳奇中美少女在歷代相關文本，探索其面貌，相當詳盡，治學精神頗得老師真傳。

這本文集收入兩篇涉及莎士比亞與莎劇的論文。李祁芳的〈莎士比亞是否到過義大利？以威尼斯猶太集中區為例〉提出了問題，但未直接作答。莎士比亞的三十七部劇作中，以義大利為背景的有十四部之多，可見義大利地景對他的重要，他有沒有到過義大利也就不僅是個修辭設問而已。這篇論文以《威尼斯商人》為例，試圖「探究文學創作與文化真相間之差異，調查莎士比亞想像力之文化象徵與歷史真相之距離，以積極尋找、建構符合史實的莎士比亞」。論文以《威尼斯商人》為例，顯然不僅是由於威尼斯是在義大利，更是因為裏頭的猶太人角色有助於讀者或觀眾對文藝復興時期的反猶、排猶、仇猶主義的思考與理解。如果莎士比亞沒到過義大利，李祁芳倒是到過了，正因為作者遠道前往實地考察，參觀了威尼斯猶太區與博物館，也研究了當地歷史上對猶太人的經濟政策，發現威尼斯並非浪漫之地，認為具敏感心靈的文學天才如莎士比亞者，若去過「威尼斯猶太區，必生惻隱之心」，顯然他「對猶太生活一無所知」。作者的結論指出「《威》劇中歧猶語氣貼近約翰福音中的歧猶風格，是時代的產物，吾人無需太苛責莎士比亞」。

許以心的〈莎士比亞與輝格臻榮〉指出莎劇在復辟時期與十八世紀的演出歷經改寫，其中「輝格臻榮」(the Whig Supremacy)對歷史劇改寫影響尤鉅。那兩百年間英國社會動盪不安，劇院生態反映了社會與政治局勢，劇作家改編莎士比亞歷史劇，或借古喻今，或勸世進言。在輝格臻榮時期，不乏將輝格式自由主義融入莎劇裏頭之作，顯示莎劇改編與當代意識形態的互動。本篇論文作者比較不同莎劇改編版本，旨在「釐清改寫版本與莎翁原著間之歧異，凸顯刻意改動之橋段中政治語彙與論述之挪用，以期剖析十八世紀莎士比亞歷史劇改編與輝格傳統之複雜關係」。此外，在十八世紀二○年代莎劇改編中女性角色與愛情也是重頭戲。其中「夫王」的概念頗有助瞭解當時的女性議會角色，以夫唱婦隨，琴瑟和鳴象徵王權與議會的權力結構。文章結論指出「莎翁歷史劇改編不僅被動反映當時政治情勢，也刻劃忠貞愛情，主動地置入輝格式自由主義，對王權與議會關係提出建言」。

李欣怡的〈「神豈是真說……？」：論《浮士德》中的上帝形象〉探討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馬羅 (Christopher Marlowe)的《浮士德》(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中隱形無聲的「上帝」的角色，由此出發檢視浮士德的行動，進而思考神人關係、自由意志與信仰問題。浮士德所展現的，是人類對上帝的質疑，對權威的挑戰，與自由意志的認同。但上帝卻以無形無象的「形象」「隱秘地」存在於劇中人的思維與話語當中，故處處皆上帝。李欣怡認為劇中的浮士德挑戰了上帝所代表的秩序世界，代表「人類以質疑、自由意志的判斷選擇順服或叛逆」，而當人類展現自由意志時，「上帝以無以名之的形象，啟示祂高於各種智識、形體、定義的自主意識」。到了結尾，浮士德選擇不悔改而迎向地獄烈火，展現了自由意志，「將自己的生命變成了一個永恆的質問」，那也是文藝復興人本精神的彰顯。

跟郭如蘋一樣，余慧珠也是蘇其康老師的得意門生。她的〈愛與理性：瑪麗．艾思陀之女性神學辯證〉一文，為前現代時期女性的宗教想像研究成果；論文以帶動女性宗教覺醒的英國前現代時期女性知識分子瑪麗．艾思陀(Mary Astell) 為研究對象，聚焦於她的《英格蘭國教女信徒所認定的基督教》(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Profess’d by a Daughte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中的的女性神學。艾思陀以勇於批評社會與政治為世人所知，然而她捍衛女性的宗教論述權力，促進女性爭取信仰自由的自覺，其神學思想與女性主義的連結應更受重視。余慧珠認為艾思陀從女性的角度挑戰了傳統以父權為主的基督教神學，「深入剖析教會的角色、詮釋聖經的角度、靈魂的本質、以及理性對基督徒的意義」，既開啟女性神學風氣之先，也體現了兩性的宗教平權。

李若庸的〈大英帝國與傳教〉 爬梳大英帝國在東亞的傳教歷史，將源頭指向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的「福音復興運動」(Evangelical Revivals；或曰「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當時正值大英帝國的對外擴張時期，同時也是海外傳教運動的高峰，於是「原本屬於教會內部的宗教反省及振興課題，因為特殊的時空環境發展成全球的傳教運動」。李若庸將福音復興運動與海外傳教運動聯結，從「邊界與域外」的概念切入，提出若干值得思考的課題，例如：傳教士的多重角色、帝國與傳教之間的道德矛盾、傳教與政治、傳教士與當地政治之間的關係、傳教士是否帝國擴張的「非正式」工具、傳教士與信徒的文化認同、傳教士跨國合作。李若庸也指出英語世界的英帝國傳教論述，可能受限於語言，甚少跨出「帝國的域內」去關注帝國邊界之外「非正式帝國」的傳教活動。因此，他認為「這片帝國傳教研究的留白便是非英語／非西方學者所能貢獻的區塊」，值得後續有志者努力。

單德興的〈跨越邊界與理論之翻譯：米樂在臺灣的接受史（及背後的故事）〉夾敘夾議，追憶一九九零年代初美國知名文學理論家米樂(J. Hillis Miller)多次訪臺始末及臺灣學界對他的接受情形(reception)，堪稱近年難得一見的「接受史研究」力作。作者以「米樂在臺灣」為題材，我想主要是因為米樂三訪臺灣，其中一趟和蘇其康老師及中山大學外文系關係密切，頗契合這本文集的性質。一九九一年米樂受單德興之邀首度來臺，發表系列演講四場，單德興並為《中外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策編「米樂專號」，刊出兩篇論文、四篇譯文與一篇訪談。當年我在臺大念博士班，躬逢其盛，除了與會當演講聽眾之外，也應專號策編者之邀，跟彼時還在中山外文所念碩士班的余慧珠學妹合譯了皮斯(Donald Pease)的〈米樂：另一種維多利亞人〉(“J. Hillis Miller: The Other Victorian at Yale”)，該文即專號其中一篇篇譯文。余慧珠即這本慶賀蘇其康老師榮退的文集兩位編者之一，那時正在跟蘇其康老師寫碩士論文。米樂此行成果豐碩，會後相關演講還結集成一本英文專書《新起點：文學與批評的表演形貌 》(New Starts: 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1993; 歐美所）及一本中譯專書《跨越邊界：翻譯．文學．批評》（1995；書林）。米樂此次訪臺，誠如單德興所說，堪稱為「臺灣的國際學術交流與理論之旅行、翻譯與在地化留下難得的模式」。

三年後，一九九四年底，蘇其康老師在中山大學外文系策辦「現代文學／理論重探」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Literature/Theories Revisited)，應邀與會的美國學者，除了米樂之外，還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貝樂(Ernst Behler) 與亞當斯(Hazard Adams)、米樂的爾灣加州大學同事柯理格(Murray Krieger)，可謂美國學界理論大師盡出，齊臨西子灣。那不是米樂第一次來高雄，九一年他首度訪臺四場演講的其中一場，〈時光的面貌：丁尼生的眼淚〉(“Temporal Topographies: Tennyson’s Tears”），即在中山大學文學院發表。一九九四年的會議論文後來以《現代文學與文學理論重探》(Mod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Revisited)為題結集出版，編者之一蘇老師費心寫了相當詳盡的緒論；編輯工作費時兩年，後商情文鶴出版社贊助印行。而稍早會議結束後我即建議蘇老師將米樂等四人的論文中譯在《中外文學》以專輯形式刊出，作為「理論的旅行」的實踐。提案獲得當時《中外文學》主編吳全成接受，編成「歐美文學理論新趨勢」小輯在《中外文學》第二十四卷第一期(1995)刊出，我自己譯了貝樂論尼采治語言學的文章，另兩篇譯文為余慧珠譯柯理格的〈近代美國理論中禁欲主義對美學的抨擊〉、陳雅湞與黃壽美合譯亞當斯的〈文學理論的逆轉〉，米樂的名篇〈網際網路銀河中的黑洞：美國文學研究新趨向〉(“Black Holes in the Internet Galaxy: New Trends in Literar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則由時為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教授陳東榮翻譯，該譯文即單德興這篇文章「從中間開始」的切入點。

李有成的〈在冷戰的陰影下：黃春明與王禎和〉將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對峙的冷戰政治脈絡，檢視這兩位臺灣小說家對冷戰時代的觀察與思考。作者指出在那個時代的臺灣戒嚴體制下，「任何對美國角色的省思或批判，恐怕只能以迂迴的方式進行」，故二人描述彼時臺灣人民的精神狀態與批判美國文化霸權，只能「以近乎突梯滑稽的諷世小說（satire)」方式呈現。論文分析了黃春明一九七二年的經典短篇〈蘋果的滋味〉與一九七七年的〈我愛瑪莉〉，認為這兩篇小說其實是「頗富批判意義的國族寓言」，黃春明藉小說批判了美國霸權、美式文化與生活價值對臺灣的傷害與殖民。而王禎和一九八四年的長篇《玫瑰玫瑰我愛你》以越南／美國戰爭為時代背景，敘述美國大兵來臺灣東部花蓮小鎮渡假，某位臺大外文系畢業生培訓幾位妓女為酒吧女郎以伺候美國大兵，並推動小鎮的經濟。這當然是部極盡諷刺之能事的小說。王禎和調動了各種誇飾、諧仿、嬉笑怒罵的修辭與語言，講了一個荒誕不經的時代鬧劇故事。嘉年華風的敘事背後卻是冷戰政治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就連偏遠的東部小鎮也因依賴經濟的關係而無所遁形。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是冷戰陰影下的產物，論文作者李有成與蘇其康老師當年也皆以僑生身份來臺；國民政府實施的僑教政策正是國際冷戰政治策略的一環。

這本文集的論文部分論述對象由古羅馬詩作到臺灣文學，正足以彰顯蘇其康老師的學術關懷。早在一九八七年，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出版後不久，蘇老師就在《文訊》第二十九期發表〈李永平的抒情世界：評《吉陵春秋》〉一文，為臺灣最早評論李永平小說的幾篇文章之一。李永平為蘇老師當年的中山大學外文系同事，也具僑生背景。僑生多半畢業後就返鄉就業，但也有人留下來，或赴美深造後又來臺服務，蘇老師與李永平即屬後者。

蘇老師於一九六六年來臺念大學，扣掉赴美幾年，在臺的時間已超過四十年。他在一九八三年來中山大學任教，爾後離開中山，在其他幾所大學為學界服務至今，也三十多年了，作育英才無數。今年初夏蘇老師「金盤洗手」，他的幾位博士生弟子為他辦了一場榮退研討會，以表達謝師之意。這本文集即收入他的故舊門生若干篇發表於該會議的論文。有些蘇門弟子與友人不克撰寫論文，或在會場現身講話，則在會後撰文表述師生或同行之誼，這些散文隨筆就收入本書輯二，為這本文集增添些許感性。

徵引文獻
蘇其康(1977)。〈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中外文學》6.5(Oct.): 90-103。
蘇其康(1980)。〈《西遊記》韻文部份的修辭用法〉。鄭樹森、袁鶴翔、周英雄（編）《中西比較文學論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223。
蘇其康(1985)。〈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中外文學》13.8(Jan.): 4-27。
蘇其康(2005)。《歐洲傳奇文學風貌：中古時期的騎士歷險與愛情謳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
蘇其康（譯）(2016)。《亞瑟王之死》(Thomas Malory’s Le Morte D’arthur)，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蘇其康(2019)。〈挑戰古典作品的重力場〉。張錦忠（編）《翻譯十六講》（臺北：書林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