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淑麗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系

    在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的小說《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中，被菩薩凝視的島國斯里蘭卡連年為內戰所蹂躪，社會籠罩在一片恐怖主義之氛圍之下，綁架、失蹤、謀殺事件層出不窮。既然在這種社會裡，公權力已然蕩然無存（更奢談公民權或者人權），則人與人之間還能有哪些超越親情的連結與信任呢？當公民社群已然是奢侈，人與人之間如何對話，當公民無法保障自己的公民權時，還有那些社群可為其代言呢？這成為這本小說主要的提問。
小說中的女主人翁是一位由日內瓦人權組織派送至斯里蘭卡的法醫鑑識專家，此次任務就是借助其專業，調查斯里蘭卡政府是否涉及任何剝奪公民基本人權之作為。她的鑑識知識與技巧都屬一流，而在她抽絲剝繭的推斷與考察之下，居然也找到斯里蘭卡政府侵犯人權的物證，更藉由她的介入與詮釋，使得她找到的人骨遺骸，得以訴說一個因政治迫害而凌虐致死的創傷故事。對於這位鑑識專家而言，隱藏在這個人骨遺骸之後的這個故事，並非單一的個案，而可視為更多境遇類似的受害者的借鏡與代言，她可藉由這個人骨遺骸而為死者主持正義。然而，讓她始料所未及的是，透過她卓越的鑑識才能，她固然可以拼湊出受害者的闇啞的故事，為受害者發言，讓他們沉默破碎的故事為人所聽聞，但她卻無法讓耳聾的人、拒絕聽懂的人聽到與聽懂她費盡苦心所拼湊出來的故事。耳聾的人不但聽不懂她講述的故事，他們還會不惜一切摧毀她所找到的證物，讓她的故事淪為個人的臆想與揣測。
      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被消音：當閱聽這個故事的詮釋社群不存在時，或者當詮釋這個故事的社群援引另一套詮釋規則來解讀這個故事時，這個故事就有可能被誤讀，更可能為了這個誤讀而付出昂貴的生命代價。在《菩薩凝視的島嶼》中，能夠聽懂或者願意聽懂鑑識專家所串連出的故事的詮釋社群，已經被內戰所摧毀、被恐懼所吞噬，他們不願、也無法接受鑑識專家所講述的故事。恐懼不但打破了所有足以形塑公共社群的理性基礎，恐懼也彌平了所有的差異，形成了唯一的同一，成為形塑斯里蘭卡公共領域的同一與唯一基礎。
當鑑識專家被迫接受政府官員的質詢時，她維持了她專業評鑑人員的冷靜與理性，鉅細靡遺地闡述她的詮釋，只為了要證明她所找到的人骨遺骸確實為政府知法犯法之證物。然而，當她所面對的政府官員堅持由考古學的角度，認定該骨骸為考古遺址之殘骸，與政府無關時，她已經喪失了歷史事件的詮釋權。她的詮釋或許無誤，然而當她面對的是充耳不聞的詮釋社群時，她的詮釋是否正確，已非重點，因為她與這群官員所挪引的詮釋框架迥然不同，當然難以達成共識。
      身為受過專業訓練的鑑識專家，她卻又何以如此單純，簡單到竟然相信她能夠藉由理性對話而說服這群官員呢？鑑識專家的單純或許適足以反映出她對民族國家與理性對話那種理所當然的信心。雖然她的任務就在於調查政府的可能越權行徑，但當她找到政府侵犯人群的證明時，她卻仍然天真到帶著證據去指控政府，嘗試與政府進行一場理性的辯論，試圖說服政府承認錯誤。鑑識專家的錯就錯在她還以為在戒嚴階段的斯里蘭卡，仍有可能在公共領域範疇內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公民對話。事實上，安妮所預設的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領域並不存在於斯里蘭卡；任何足以進行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已經被連年的內戰所消磨殆盡。
      翁達傑小說凸顯出在內戰摧殘之下的斯里蘭卡，任何足以形成共識、召喚認同的公共社群諸如家國與族群都已然蕩然無存，但是就在公共領域已為內戰所噤聲時，各種非官方、非正式、非系統、非預期、非政治性的詮釋社群卻以有機體的形式運作，透過對文字、身體、姿勢等多元符號的解讀，在亂世中開展出漫無邊際的詮釋與感動的可能，展演出具有美學向度的文本政治，也召喚出跨越差異的友誼與連結。
      這種在邊界上進行的閱讀運動，或許正是洪世謙在〈他者的主體：跨個體的公民身分〉所提到的那種在邊界內外所持續進行的「介入性的翻譯與溝通」（14），藉由這種建立在異識上的「可感分享」（15），而打斷既定秩序，也由差異的開敞中，在平等與自由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中，打開「跨個體」、「共-公民」（12）的展演空間。
      生活在《菩薩凝視的島嶼》裡的斯里蘭卡，閱讀成為一種奢侈，卻也更形重要。書中有一段看似與主線情節無關的小故事，談到在戰地醫院內的醫生，天天都須面對不斷湧進的傷患，但是他們能夠拯救治癒的傷患卻屈指可數。在沮喪失望之餘，他們仍擠出些許時間，寄情於閱讀。醫院內簡陋的圖書室內，僅有幾本殘破不堪的醫學用書與文學作品，而這些醫生在翻閱這些書籍之後，開始在書中加上個人眉批，畫上問號，而其他醫生則後設地在眉批後加註眉批，在問號後加上個驚嘆號。藉由圖書室的幾本殘餘書籍，這些醫生開啟了互文模式的閱讀運動，也在這個公共領域運作癱瘓的社會裡，架構出介於公與私之間、透過閱讀而召喚而出的情動社群。這種社群的崛起，暫時提供了斯里蘭卡社會亟需的公民社群所能提供的想像公民的基礎，而讓這個社會在混亂之時，尚能勉強運作。
       雖然這個出現在戰地醫院的社群仍在「生成」，而有其侷限性，但就算在內戰時期的斯里蘭卡，其他的小規模社群也因緣際會地浮現，在差異中彼此感動、影響，引發出足以改變彼此的漣漪。鑑識專家、與她搭檔的考古學者和佛像藝術大師三人的互動正適足以為這種類（非）公共領域的浮現而引領出來的情動政治下了個最恰當的註腳。 從調查工作開始，接受過西方正規專業訓練的鑑識專家雖因工作所需，必須與慣於帶著強烈主觀意識而融入環境的考古學者搭配合作，兩者之間卻不斷相互懷疑。在彼此折衝與互動的過程中，鑑識專家開始展現她在科學理性外衣包裝下的感性與同理心，而考古學者也讓鑑識專家看到在他的高冷背後的浪漫與細膩；兩者實則都以以藝術家的心情、科學家的精準來研究骨骸的人文肌理。法醫鑑識家與考古學者彼此觀察，彼此閱讀，不斷轉換日常生活為歷史符號，並將歷史符號轉換為美學感動的元素，甚至使得在地考古學者不得不脫掉他不涉政治的冷漠外衣，而為了保存證物而犧牲生命，也使得在地佛像藝師得以克服喪妻的悲痛，重新畫筆，再次投身為菩薩開眼的神聖工作，發揮藝術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無論是醫院中在圖書室的書籍上隨意加註個人意見的醫生，或者是合力於重建骨骸身分的鑑識專家、考古學者與佛像藝師，他們都以他們的美學的方式表達意見、以詮釋來形塑連結、以藝術來進行抗爭。藝術、詮釋、美學將他們連結起來，形成不具備政治權利的次級公民團體，使得他們每個人都體現了洪世謙所謂的「跨個體的公民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