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BOOK REVIEW 馬華文學的學科建制及其時差 我作為「自己們」閱讀《時差的贈禮》

給過去的自己——「給自己（們）」，終歸是個心意。
但時間不可逆，過去不能重返，只能給未來。
所有的寫作都是給未來的新人，即便那離現在很近；
這之間必然產生時差，就像你我之間的世代差異。
——黃錦樹〈給自己們：時差的贈禮〉(287)

 二○一九年，黃錦樹的第三本散文集《時差的贈禮》出版，集結了自二○一五年以來在各報刊、雜誌所撰寫的序文、評論以及散文。同時，依各輯文字中提及的時空背景，輔以早年所撰寫的相關舊文，試圖還原文章敘述當下的歷史場景。以雜文和小品文為兩相對峙的散文當中，黃錦樹的散文有別於現代抒情散文，裏頭滿是爪牙（以對現實問題的迫切回應），那是因為馬華文學的環境讓「論述同時寫作──寫作同時論述於我，是不得不然的，沒得選擇」（〈論述者為甚麼要創作／創作者為甚麼需要論述？〉，285）。換句話說，《時差的贈禮》亦可視為是一本散文形式的論述著作。

散文集的內容共分為四輯：輯一為作者在「卻顧所來徑」的留臺及隨後在臺的歷程中，對於大學教授、文壇友人及同鄉的告別或致意之文字，如白垚、雨川、李永平、麥留芳等；而題為「自己的文學自己搞」的輯二多是作者撰寫的序文或書評；輯三與輯四則是相對集中探討馬華文學這一學科建制所面對的難題，而作者在當中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與建言，是一分給「自己們」時差的贈禮。以下就作者黃錦樹於書中探討馬華文學議題的部分，作出論點解讀並回應。
輯一「荷盡初冬」的第一篇〈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記敘有人出版社的總編輯曾翎龍與他談論年輕世代有能力論述馬華文學的人選，提及「同代沒人有論述能力，評論早就產生了斷層」(20)。當然，也有年輕代表反駁此論。¹ 不過， 從這一「沒有論述」的狀況，黃錦樹的核心關懷在於「為甚麼在華社有了幾間自己的大學、有幾個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後──在中國留學之路廣開，許多人花盡血汗儲蓄取得碩博士學位之後，文學的論述還是那麼貧瘠？」(20-21)。除此之外， 〈同鄉會〉、〈遺作與遺產〉指出李永平寫作語言的選擇所造成的悲劇，以及〈木已拱〉對於雨川的現實主義寫作上的語言缺陷，其分別討論了馬華文學寫作上的不同問題。前者是對於純正中文的追求；後者是缺少對文學語言的自覺。而〈別一個盜火者〉與〈老麥和他的流放〉所討論的分別是白垚及麥留芳，他們倆分別是馬華現代主義的先驅者。而〈別一個盜火者〉與〈老麥和他的流放〉所討論的分別是白垚及麥留芳，他們倆分別是馬華現代主義的先驅者，皆是馬華文學史仍待深入討論的部分。
輯二題為「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原是為張錦忠《時光如此遙遠》序文的標題。標題的挪用不僅有宣示的意味，也是一種提醒：愛文學、把作品寫好、沒有作品， 一切都是空談(98)，而〈華馬七十年小說選徵求認養〉更顯現馬華文學作為小文學「誰需要馬華文學？」的一種悲劇。於是，這輯中所收錄多篇為馬華作家及其作品撰寫序文及評論，從早期馬華旅臺文學的重要代表之一張貴興，到後來近年來產量豐盛的馬尼尼為，這些都是黃錦樹作為一個論述者的身體力行──自己的文學自己搞，無疑是給後輩如我的「自己們」重要的論述範例。 輯三「一個微小的心意」是對於馬華文學這一場域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 它涉及不同層面（華語—華文—華人）的釐清。黃錦樹的多重身份（論述者、作家、專業讀者）對於場域內的觀察，包括華社人才無立錐之地、國內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文學教育、馬華文學的位置，更能提供一個處於內部的視角。而小說《雨》的跋〈一個微小的心意〉是為這一輯內容的概括文字。輯四「時差的贈禮」收錄他與後輩朱宥勳、林韋地（兩人剛好是臺灣與馬華的代表）的對談，以及一些馬華文學議題上的回應。行文中多是作者自身經歷的分享，而這些「所有的寫作都是給未來的新人」(287)，當中不乏勸誡的意味。
回到「沒有論述」的疑問，黃錦樹自大學期間就已意識到有自己的當代要回應。故此，也是大馬青年社成員的他，早年與社員以訪談、小論文的形式，思考並試圖突破馬華文學存在的問題與困境，逐漸發展出「大馬旅臺文學」的雛型。一九九○年代後期，馬華文學開始進入學院體制並逐漸發展成為一門學科，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時間。² 然而「還是那麼貧瘠」帶出的另外一個訊息是，即便這一門學科雖已有學院體制的支持，但並未在馬華文學場域內，產生效益。而這龐大的疑問必須得從馬來西亞華社內部結構中的不同環節，包括國內中文系的處境、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結構，以及馬來西亞教育華語／文的情況等，在《時差的贈禮》中輯三與四的文章，皆有所討論。
一九九八年，黃錦樹在〈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一文中建言馬來西亞應設立的是「一個頗具本土特色及廣闊視野的『中文文學系』」(226)，並且是以「支援馬華文學本土的文學生產，與及文學／文化的研究」(222)。熟悉章太炎以及近代國學的他，固然清楚乾嘉幽靈傳籠罩下傳統中文系的束縛與侷限。故此， 以馬來西亞華社的現實條件（包括華文教育、華人社會及學術環境）考量，對於中文系的設立寄予厚望，期待它能夠促進並帶動本土文學與文化的生產。但他所擔心的技術層面問題，時隔十八年以後終究還是發生了──「不能因為行政考量而讓一些重要的課程開不出來（或勉強以非該專業領域的人充當）」(226)。³ 況且，馬華文學並非皆是國內中文系的必修課之一。⁴ 黃錦樹也自陳在多年教書歲月裏所遇見的學生，既不是對馬華文學沒興趣，就是沒有甚麼認識。⁵ 雖然馬華文學已開始體制化，但從上游（大專院校）到下游（中學生、文學讀者）中，每個環節仍面對許多不足之處。
另一個問題則是，那些碩、博士畢業的人，後來都去了哪裏？一直以來，留中或臺的畢業生多數都被報社以及獨立中學吸納。高學歷美其名是走向專業化， 實際上是無立錐之地。不過，這也不是馬來西亞所獨有的現象。二○○六年，張景雲先生〈立錐無地〉一文即感概國內社會無法安頓越來越多碩、博士生，原因在於這個移民社會缺乏對於文化的追求，迫使高學歷、有才華的人，只能向現實妥協。這樣的狀況並未有多大的改善。黃錦樹則指出，「人文的非實用性，在文化根基淺的移民社會，其境遇可想而知，更何況大馬有那麼根基深厚的種族政治」(206)，並勸誡有志於文、史、哲研究的人，打從一開始就要做好「流亡」的準備。可是，馬來西亞政府常年流失人才卻依舊毫無作為。
在馬來西亞的現代化進程中，五一三事件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我稱之為「五一三症狀」），更讓華人族群忙於搶救文化（以對抗政治的壓縮與收編）──猶如早年華人下南洋謀生的情境，⁶ 並未能真正深耕於文化事業的經營，更不必說馬華文學。當馬來人議程納入行政話語中，國家自然是以族群作為其治理方式，包括它的語言、教育和文化。在國家文化政策下，馬華文學有國無籍的狀態，本身隱喻著華人的再離散處境，即使不是所有人同意這個觀念。⁷ 在〈牆上貼著的中國字〉這一篇文章中，黃錦樹以沈鴻柏、陳禎錄、林連玉、辜鴻銘為比較案例， 他們之間在馬來（西）亞所歷經的不同境遇，幾乎顯現於語言的選擇以及所帶來的社會位階，而「華語—華文—華人」也不過是歷史偶然下的產物，是「有民族主義的氛圍，有華校，他們自然的希望孩子能讀華文書、說華語」的結果。為了達致「終極目標」，國家已逐漸成功讓華裔子弟主動放棄華文學科的學習。那也是一種不得不的妥協。
在時差的狀態裏，馬華文學的學科建制仍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才有辦法克服上述提及的結構性因素。書中最後一篇〈致新人〉似乎在「沒有論述」看到一道曙光，可是身在其中的我卻不這麼樂觀。在講求投資報酬率的年代裏，這支隊伍或許在尚未組成可能就已宣告賦歸。面對學術中的彷徨困惑，許多人預見前人的艱難。不苛求立錐有地，哪怕只是求頓溫飽都顯得困難。

1. 其中以八字輩的代表林韋地反應最為激烈，也因此創刊文學評論雜誌《季風帶》。爾後， 因《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版的結束，晉升為文學雜誌。後來，因不堪編輯業務的支出與銷售收入的不成正比，最終只維持了十二期。
2. 鍾怡雯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的〈總序〉提及馬華文學論述學術化是在一九九○年代後期，並且以《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迴聲》作為出版物的代表。而黃錦樹〈廣州馬華文學研討會後〉也提及歷經文革的廣州暨南大學的華文文學研究(257-258)，也是以《赤道迴聲》作為研究的啟始點。
3. 馬來西亞國內目前的學院體制與師資問題，詳細可見莊華興(2017)的批評，〈市場大纛下的學術異化現象〉，《當代評論》，9 Dec. (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7/12/09/1- 21/)。
4. 目前，馬來西亞共有七個中文系所：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大學中文教學學程、拉曼大學中文系、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韓江傳播大學學院中文系，以及一個非營利的華社研究中心。
5. 這顯然不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案例，而馬來亞大學的中文系博士畢業生以馬華文學為題的，寥寥無幾。自二○○六年莊華興畢業之後到二○一七年的謝川成，中間隔了約十一年，而謝川成過去早已是個文學評論者，並非新面孔了。多數人的興趣不在於馬華文學，包括國內的博士生。
6. 詳細的情況，可以參閱黃錦樹(1993)，〈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編），《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Ⅱ》（臺北：萬卷樓，2004），頁 39-74。
7. 黃錦樹在〈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這篇回應文即指將人的國籍與文學國籍畫上等號是個研究上的邏輯謬誤，陷入國族主義意識型態的迴圈。可是，多數的研究卻又不停地複製這套觀念。
   * 葉福炎，現就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現為《星洲日報》「馬華讀立國」專欄作者，並擔任《甚麼？！詩刊》編輯(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