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艷

林春美（著）《〈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240頁。ISBN 9789571388328（平裝）

林春美的《〈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列作為「浮羅人文系列」之一，今年四月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全書收錄八篇論文，皆以《蕉風》為研究對象，亦可稱作《蕉風》研究專著。其中除〈想像方天，以及他的時代〉寫於二○○○年外，其餘七篇均為近十年所作。

林春美對《蕉風》的研究熱忱，可由其履歷窺探一二。林春美，馬來西亞檳城人，現任博特拉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蕉風》是馬來西亞「出版歷史最悠久的中文文學刊物」，在馬華文學場域扮演重要角色。林春美以馬華文學研究者身份關注《蕉風》，可謂順理成章。而持續數年潛心《蕉風》研究，則與其曾任《蕉風》編輯的經歷密不可分。本書所呈現的《蕉風》研究，即是林春美在此雙重身份下展開。

本書〈緒言〉提及近年學界對《蕉風》的研究脈絡，主要有兩條主線，一條為冷戰論述，另一條則集中在對現代主義的探討。前者以檳城報人謝詩堅，臺灣學者陳建忠、王梅香等論述為主，主要討論友聯的政治背景，以及美援文化對《蕉風》編輯方針與文學生產的影響。後者以張錦忠、方桂香等人的論述為主，討論《蕉風》擴散現代主義浪潮的編輯策略。綜觀全書，雖然是八篇獨立論文，實則有其明晰結構，即以《蕉風》所倡導的「純馬來亞化」與「現代主義」這兩條軸線貫穿，來對應冷戰論述與馬華文學史書寫。

《蕉風》創刊於一九五五年，初期定位為「純馬來亞化文藝半月刊」。本書前三篇論文，即圍繞「純馬來亞化」展開討論。在新千禧年的〈想像方天，以及他的時代〉中，林春美顯然以「前《蕉風》編輯」的身份去想像同樣是《蕉風》編輯的方天：「我們後來提起《蕉風》，一般上比較傾向於把重點放在它的『純文藝』上。但是在方天時期，《蕉風》反覆強調的卻是『純馬來亞化』」(36)。林春美推測方天編輯時期為創刊號至第十八期，該時期《蕉風》大力提倡「純馬來亞化」。至於方天為何會標榜「純馬來亞化」，林春美認為一方面與《蕉風》屢屢提出的現實性有關，所謂現實即馬來亞。其次則論及國家認同，《蕉風》創刊的年份，恰是「落在本地意識騰漲、愛國主義文學提倡的時期」(38)。不過，林春美此時仍無法解釋「為甚麼新客方天以及他的《蕉風》同仁會對所謂的『時代的召喚』那麼有感應」(38)。到了寫作〈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二○一一年）與〈非左翼的本邦：《蕉風》及其「馬來亞化」主張〉（二○一四年）時，林春美才給出答案。這時，友聯與《蕉風》的政治背景已經浮出水面。

《蕉風》由香港南來文人創辦，早在創辦初期，就有刊物暗示《蕉風》接受美援。對此傳聞，《蕉風》早期執編者均諱莫如深。直到二○一四年，香港文化人整理口述歷史《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盧瑋鑾、熊志琴編著，三聯書店出版）面世，書中提到友聯背景，坐實友聯接受美援及反共背景的傳聞。這可能為友聯帶來不少道德指控，《蕉風》為友聯在星馬印行的重要刊物，自難以置身事外。因此林春美對《蕉風》創刊初期「馬來亞化」的定位調整了論述方向，明確道出：「在冷戰的年代，『馬來亞化』，其實可以是保住『自由世界』不向共產中國傾斜的文學主張」(53)。

此外，林春美進一步擴充「純馬來亞化」的意涵。在《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之國族想像》一文中，作者指出獨立前《蕉風》刊登「過量」非中文文學的篇目，包括馬來人及印度人的民間傳說、宗教信仰等，但皆不出於以馬來亞為背景的框架。而由這些篇目「廣泛涉及馬來亞另外兩大族羣與原住民的內容看來，《蕉風》的『純』馬來亞文藝之大纛，其實是建立在對馬來亞社會族羣與文化多方面的『多元』性質的認知，及對其的渴求理解之上」(83)。「純馬來亞化」延伸出另一重意涵，即通過區分「馬來亞化」與「馬來化」，廓清馬來亞內部華人與馬來人並非從屬關係。

《蕉風》的現代主義，是繼「純馬來亞化」之後的另一面旗幟。本書的〈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啟始〉以下四篇皆討論《蕉風》的現代主義編輯方針。林春美將白垚與黃崖看作「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推手，同時也是促成《蕉風》純文藝轉型的關鍵人物」(28)。〈身世的杜撰與建構：白垚再南洋〉與〈黃崖與一九六○年代馬華新文學體制之建立〉分別以白垚、黃崖為個案，考察《蕉風》編輯方針對馬華現代文學生產的作用。白垚提倡新詩再革命，黃崖大力提倡現代小說。在黃崖的推動下，小說在一九六○年代的《蕉風》獲得最大發揮空間(29)。〈張寒與梁園：一九六○年代《蕉風》「現代派」的兩個面向〉與〈《蕉風》吹到大山腳：—九七○年代小說敘事〉二文則論《蕉風》對馬華現代主義小說生產的影響。

論者通常認為《蕉風》的現代主義起點是一九五九年《蕉風》第七十八期的改革，白垚以凌冷為筆名發表的〈新詩的再革命〉為改革的重要文論。林春美認為以此作為《蕉風》現代主義的起點是誤解，並通過溯源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指出白垚的新詩再革命乃是「一種對自由自主的訴求」，其實質是友聯所提倡的「人本主義」。〈新詩的再革命〉一文，只是「機緣巧合地刊行於改革號上，不只耐人尋味地深化了改革的意涵，亦讓一九五九年權宜性地成為馬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理想的起點」(101)。通過白垚新詩再革命的五點意見，移植而非繼承中國文學傳統、廢除格律與韻腳等，可見白垚新詩主張旨在「改革」，其側重點為精神的革新，而非「現代文學形式」的轉換，故林春美認為不應以〈新詩的再革命〉作為馬華現代主義肇始點。）

至於馬華現代主義究竟起於何時，本書選擇擱置，而集中於探討這批現代派作者具體面貌。白垚，一九五七年自香港南來新加坡，參與以「反共為目標的文化工作」(104)，兩年後即在〈新詩的再革命〉宣稱：「我不會忘記自己是華人，我也知道我是馬來亞的華人」。林春美認為白垚身份認同的急遽轉變，體現的是「友聯的集體政治主張」(109)。「我」並非白垚，而是「久居此地的華人共同體之代言」(110)。現代派的身份首先從杜撰開始。一九五七年，白垚南來的年份，恰逢馬來亞聯合邦成立，且英政府有意將新加坡併入馬來亞。白垚身處異國他鄉，直接摒棄「去國懷鄉之思」，轉而高呼「我們華族後裔」要向馬來亞「盡忠」(110)。白垚試圖杜撰一個熱情擁抱馬來亞的羣體形象，其背後暗含強烈的政治意圖，即上文所述「馬來亞化」主張的目的之一：反共。

黃崖，自一九六一年主編《蕉風》，至一九六九年結束，主導了《蕉風》整個六○年代的編輯方針與文學品味。林春美指出黃崖編輯《蕉風》時期，重心落在為馬華文學體制建立規範，旨在「排除掉文學的政治功能，確立文學的自主法則」(140)，「明確主張文學歸屬藝術範疇，不應受政治、道德等任何外在力量干預」(141)。所以一九六○年代的《蕉風》出現兩個重要特質，「一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引入，二是作為『純文藝』刊物的定位調整」(144)。現代派的身份逐步明朗。

一九六二年，在黃崖的推動下，海天、荒原、新潮三青年文學社分別於北馬、中馬、南馬成立。海天社的梁園、荒原社的張寒，是其中翹楚。兩位青年小說作者勇於反覆探索多樣題材與多重寫作手法。梁園將書寫伸向華巫關係，並嘗試現代技巧，其「發表於一九六三年的〈雷聲〉，是《蕉風》較早期出現的『意識流』小說」(176)。張寒的創作，則觸及情欲、怪異等面向，同時亦使用「意識流」寫作手法。林春美認為以梁園與張寒為代表的現代派書寫，均在於「有意無意地顯示了與『傳統』的割裂」，該「傳統」並非中國文學傳統，而是「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184)，故「現代派」的出現「大抵是政治倫理定義的結果」(185)。

大山腳作家羣於一九七○年代湧現，代表作家如宋子衡、陳政欣、小黑、菊凡等。大山腳對岸的城市檳城有《學生周報》學友會，海天社與海天書店也設在居林；文學社團、書局、出版社等相繼落地於大山腳周邊，為大山腳作家羣提供豐沛文學養分。林春美認為大山腳作家展現出「對於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與技巧的熱情擁抱」(212)，論述重點則落於大山腳作家小說敘事中的困境書寫，諸如經濟的困窘、現代化的落差、體制的敗壞、存在的虛無等。從而指出大山腳小說敘事以「昏暗的、陰鬱的」(192)的色澤「折射了一個年代的集體心靈氛圍」(212)。本篇以複踏式的困境敘述，渲染出七○年代整體華人的生存境遇，曲折而隱晦地指向幽暗處的困境肇因——發生於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彷彿又回到本書「冷戰敘述」的起點，一個需要隱匿的事件再度發生。

本書題為《〈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重點在於勾勒《蕉風》以非左翼立場下所影響的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面貌。書中並未闡明「非左翼」概念，但從林春美對大山腳作家羣的論述中，可知《蕉風》的「非左翼」文學至少分為「非左翼南來文人」與「非左翼本土文人」兩個時期。本書「非左翼」論述主要集中於「非左翼南來文人」時期，對於「非左翼本土文人」著墨不多。或許我們可以期待林春美關於後者的論述。

馬華文學的肇生及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顯見於本書頻密出現的「政治性」措辭。在馬華文學場域中，左翼文學出現較早。相應地，也較早貼上「政治功利性」。一向標榜「純文藝」的《蕉風》，近年因友聯背景的浮現而深陷政治洪流。隨之《蕉風》相關論述，多被套上冷戰框架。這是林春美的反思之處，「冷戰結構、美援文化是否是文學生產唯一可能的、抑或最合理的解釋？」(23)林春美通過對友聯編輯團背景的爬梳，指出友聯實質是鬆散的，其之所以結盟，是由於相同的「反共」立場，故「以友聯的『集團』本位，特別是它與亞洲基金會之間的關係，來解釋每一階段《蕉風》的編輯方針與作品特色，卻顯然不是理想的做法」(159)。這給《蕉風》研究者敲響警鐘，以冷戰敘述研究《蕉風》，首先應分辨其是否適用。

方修是本書出場的為數不多的左翼代表人物。在方修主導的馬華文學論述中，馬華文學的傳統首先被定位為現實主義。《蕉風》自六○年代即提倡現代主義，此舉被視為與現實主義的對峙。故在方修不同時期書寫的馬華文學史以及所編纂的《馬華新文學大系》中，很難看到《蕉風》及其作者作品的身影。透過本書，林春美則有力地定位《蕉風》為「馬華文學史精萃的資料庫」(15)；書寫與研究馬華文學史，不能不提《蕉風》。從林春美的論述中，我猜測她亦將《蕉風》薪火賡續、維護《蕉風》文學非功利性，視為志業。當文學不再是服務政治的手段，而將目的還原並忠誠於自身。或許這才是文字的有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