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慧敏

這是一條從班茶村落通往臺北街頭的文學之路，一個馬華知識人少年至老年的文化之旅。

《離開漁村以後》書影

李有成（著）《離開漁村以後》。
時報文化，240頁，新臺幣360元，2025年3月，平裝，ISBN 9786264192798  

早上錦忠老師傳了一則訊息過來，問：「妳要不要把臉書的《離開漁村以後》修成一篇書話？」我第一反應是拒絕：「寫臉書很隨便啊還可以把自己寫進去。『我覺得我覺得⋯⋯』一點都不負責任。」我沒說的是閱讀這本書的感受很複雜，認真寫很耗心力，而我此時分身乏術。「讓我想一下吧。」我說。

我還是寫了，因為真心喜歡這本書。若說《在甘地銅像前》是旅外者的異域凝視，那麼《離開漁村以後》就是返身內觀的追憶散文。這是一條從班茶村落通往臺北街頭的文學之路，一個馬華知識人少年至老年的文化之旅。整本書以人為中心，悼念師長故友，在人情往來之間，寫的不是我，而是為他人存像；寫的當然也是我——在回望與銘記之時，記住誰、記得什麼，終究成為誰。這裏頭有雙重的時間線：一是事件發生的時刻，另一是作家書寫的當下，文字是一條魚穿過記憶的河道，過濾經驗，形成主體認同。因此，「我」在與過去的對話中逐漸被召喚、浮現出來。

英國統治末期的馬來亞，半島北部小漁村的華小，一項被囑託的守書任務，正是無聲的啟蒙。作者自鍾靈初中課本選讀的古典詩文，課外涉獵的五四作品起，至高中後參加學友會、銀星詩社，嘗試編輯工作，接觸臺灣文學，並以「李蒼」為筆名創作現代詩，遭受左派現實主義攻擊等經歷，勾勒出自己的文學路徑，也再現馬華文壇的生態與氛圍。在語言揉雜並置、教育制度交錯的殖民社會中，這是一個少年進入文學世界重要的精神背景，他非正規、碎片式的閱讀，偶然的文化養份，當然也影響他往後如何理解「文學」與「自我」。

爾後，十八、九歲的李有成南下八打靈接替周喚編《學生周報》，一九六九年八月的《蕉風》第二〇二期改版中，與白垚、姚拓、牧羚奴共同組成編輯團隊，推動現代主義文學。這是一次具有象徵意義的「轉向時刻」——以登陸月球事件，策畫一組詩作與評論：除了科學文明的勝利、科技競賽的高峰、也徹底翻轉人類視角。白垚將文學創作比擬登月壯舉，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也意味著在冷戰年代的南洋，《蕉風》雖接受來自海外美援資助，卻未讓文學成為政治工具，而是一個語言自由伸展、思想激盪的空間。尤其作者詳述雜誌的主題規劃、稿件徵集等細節，好比塑造詩人形象（出版詩集、繪製畫像），或專號策劃（戲劇、小說、詩）對應文類發展與社會思潮，可見編輯群體在一個資源匱乏、稿件難求、意識形態對峙的文學場域裏，實驗文體、翻譯世界，連結不同城市、不同世代的創作人與讀者，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透過語言與印刷媒介構成「想像共同體」——在共享的文本空間中形成實質意義上的文化社群。他們追求自由的文學信念，探索內在意識，融入五〇、六〇年代東南亞華人的本土經驗，在國家誕生的歷史轉折中，為馬華文學尋找新的定位。當作者以極簡、克制的筆調回顧曾經遭受的貶抑，我讀出這樣的意思——不是現代主義無用，而是當時的語境誤讀了它的意圖。因此，這些篇章也是致敬與總結《蕉風》所代表的文學理想，作者勾勒與白垚的共業，折射出馬華文學戰後動盪中的開創歷程；細數與陳瑞獻半個世紀的交情，串聯起新馬現代主義的發展軌跡。五十年的人事，五十年的天真與世故——當然是時代的見證，更是文學精神的相知。

〈我的一九七〇年代〉則是作者在師大英語系念書、進入臺大外文所、赴中研院任職的經歷。這是一個知識青年的成長，從報告、排演、閱讀、翻譯、期刊編務等活動，到資料查找、摘要格式、文獻整理、書目準備等論文書寫，雖仍未脫離文學，但也坦言「再也無暇兼顧創作了」，之後更是「在學術上另外發現新的天地」。他過去學徒式的編輯實戰，在臺灣逐步轉化成文學史、西方理論與比較文學的系統訓練，因而深情紀念已故師長，字裏行間透露出敬重、惋惜、追思與學問傳承的重量。書中細說李達三老師對書目、引文、論證嚴謹性的要求，潛移默化地鍛鍊學生的紀律、準確與責任感；齊邦媛老師在師大開設「文學批評」，從古希臘一直講到現代北美，鋪下堅實的理論基礎。正是在這門課，作者萌發對批評的興趣，繼而影響了他一生的學術工作。如果說這兩位師者反映了臺灣的文學教育從傳統治學轉型為專業化、現代化的歷程，人文主義者朱炎老師則以身教言教啟迪了他，不喧囂、不張揚，卻總能提供庇蔭，是那個年代潤物無聲的先生風範。而〈那些英詩的夜晚〉則記敘了陳祖文老師及其同時代友人──燕卜蓀、沈從文、蕭乾、穆旦與葉公超等，歷經政局動盪、人世沉浮，尤其花了很大篇幅提及西南聯大的遷徙，具體還原戰時中國教育界的斷裂與延續，以及知識人的流動。因此，「那些夜晚」既是具體時間，也是象徵性的精神時空，個人的記憶嵌入一個更大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中。相比之前的幾位師者，作者坦言與王文興「私下互動不多」，「不能算是非常親近王老師的學生」，「不想打擾他的創作生活」，主動保留的空間，是理解與尊重對方的創作勞動。《家變》一書在政治隱喻，和小說語言規範（如自創詞彙、文言白話雜糅、標點符號實驗）引發爭議，作者基於對新小說和現代主義、以及拉伯萊體小說的文類家族傳統的理解，仗義執言又恰如其分地還原了這部作品的價值。同時，王文興苦行僧般的寫作，是他「非常尊敬的老師」，也是他「心中極為敬重的一位作家」，由此可見，「淡若水」的師生關係是以作品為中介，是深刻認可其寫作人格。

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出現，將作者推向更寬廣的文化批評場域，到美國杜克大學訪學，在跨語境的求知旅程中，接觸歐陸左翼思想、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後現代主義⋯⋯。他自詹明信處受到的影響之一，是「國族寓言視角」，並以此解讀李永平的《波羅洲之子》，認識到任何文學詮釋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觀點，擴展了他對文本分析的深度。而啟發最多的則是歷史化的批評方法，歷史不是背景，文學也不是歷史書，但它用象徵的方法和歷史的某些矛盾、壓抑、衝突協商；所以批評的責任，是從作品表面下挖掘被遮蔽的社會脈絡、權力結構、意識形態，就是「潛文本」與「歷史化」的真正作用，教會他「文學與文化批評嚴肅的淑世意義」。這些篇章，無論是堂奧門牆裏的指點，還是課後的循循善誘，具體如儀式般的「受教記」，是技藝傳授，也是師徒之間無形的價值傳遞，體現一個人漫長的一生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嚴謹、有倫理感的知識實踐者；那些在寫作中浮現的身影，其實是作者如何成為今日之我的凝望，也是昔日師友穿越時光的對話，和溫潤卻堅定的回聲。

閱畢整本書，自序的一段話突然格外清晰起來：「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自然也是一種自主的語言藝術，卻也是我介入世界的主要途徑。」作者從漁村出發，從混雜、漂流式的閱讀起步，過渡到系統化的知識形構，開展出他理解世界的內在視野，並找到言說的位置。人總要回答「我是誰」、「我站在何處」的叩問，因此文學之於他，不僅是英美文學裏的「追尋」主題，也是建立主體性的歷程，如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的個人敘事往往是「國族寓言」的轉寫，恰好揭示了自我建構與歷史結構的共生性。他的「閱讀與編輯經驗」、「文學活動和學術社群的互動」，不僅是記憶的回溯，更是對冷戰文化地理與語言政治的隱微回應；如果文學是一把鑿刀，那麼作者在悠長歲月裏雕刻的自我，也是歷史地質層的斷面顯影。

——2025年4月20日